内容摘要：风向标—【华师大青年学者江绪林自杀身亡，震动学界】据@澎湃新闻 2月19日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自缢身亡。最后一刻，他于19：57分在微博发出一张黑白照和一封遗书，遗书中对财物、书籍、课程的处置，和有基督教信仰的他与主说的话，最后一条是：“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http://t.cn/RGXeJfb
保松兄传来林达的文字“2011岁末的提醒”。林达提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余杰遭受到暴力残酷的辗压。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类似的情绪上一次要回溯到十月底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仿佛就在刹那，实实在在地洞察到一切都在暗中被掌控着、被监视着、被强迫着；而更绝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种人性美丽和光彩的人们（同事、学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动地配合着这一幕。
我关心政治，但并不热衷政治。或许是因为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的缘故，我对曾经极为熟悉的许志永和郭玉闪（还记得与玉闪在宿舍和静园草坪上讨论的日子）这些年来一直走钢丝地行走在公民维权之路上并有所作为深感敬佩，却总觉得那不是我的事：我只关心自己，灵魂的拯救也好，安妥也好，就像某些西式小说里面出现的小怪人，“他照看着自己孱弱的、磕磕碰碰的肉身或灵魂，仿佛风中的蜡烛一样随时会被风吹熄了似的”。别的事，自由、摄影、美国偶像中Archuleta演绎的Imagine、上帝、美丽的女孩、哈尔的移动城堡里美丽的风景，都可以感动我，却未必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诚。
当然这一切也逐渐获得了理性的支撑，随着岁月渐长以至于能设想自己的死亡和坟墓后，更是如此。完全可以能够不乏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不义和迫害的国度，并不需要委身正义：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认知，偶尔也帮帮手做点正义的事就好了。
美好的生活可以是无涉正义的：海子在八九年春天以自己浪漫的死亡诠释了他的正义无涉，他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而且在那些为自由和正义而备受煎熬的人的面庞也未必代表着美好的未来。就拿我最尊敬的晓波老师来说，他说，他心中没有仇恨，只有深深的爱。但那种经历了炼狱的爱，与仇恨一样，也有一种灼人的品质，与优雅或性感的爱截然不同，而我们普通人是天然亲近后者的。
还有更积极的理由让我或我们在不义的国度里处之泰然。实现了自由民主又如何？能消除我们人生的苦难、愚昧和平庸，能满足我们的渴望和幸福么？我不是要否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让自己淡定：不能把人生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当下的政治变迁上。苏东剧变后，自由和民主胜利之日到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民主活动家所最珍视的理想变得毫不相干之日。东欧的Michnik在一九九一年说：“像我这样的人参与政治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今天的政治已经标准化了，对于那些不把政治看作游戏而当作对捍卫基本价值的方式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
这样说似乎有点犬儒了，其实不然。意思只是让自己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使得自己配得上一个正义国度（将到来的或乌托邦式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出色的市民，一个有品位的人。就自己而言，也能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悲伤了，很淡定了。可是促动我写的分明是刹那的悲伤和无奈。那是余杰的遭遇引起的。我没有遭遇过余杰，虽然通过很多次电邮。其实可能常常擦肩而过只是不认识，他高我两届，住47楼一单元，我住47楼三单元，都在农园食堂吃饭。那时他很有名气的自由派作家。他还在文章中提及我去为六四点蜡烛的事情。他毕业后与现代文学馆的签约被当局撕毁，他发了篇告白文书后就彻底成了体制外的异议人士了。06年在香港本来通电邮，他打算见一面的，但他那时突然成了著名的基督徒，还写了本很文雅的《香草山》，大概是解读《旧约.雅歌》，还跑到白宫去见布什总统。而那时候我正在反出基督教，觉得基督徒基本上等于伪君子，就有意避开了他在浸会的讲座。….但现在读到他遭受迫害，却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林达说：“不介入现实政治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无法置身事外。这只是人之常情。”，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订了张票，期望寒假赶紧结束，我好去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走走旅游一下，暂时回避一下上海彻骨冰冷的冬天和内地让人窒息的空气。
